很多年以前,我只有一个朋友,这就是杨一。很多年以后我想起他,他还活着,经常到我家来,跟我一起打PS2,一边打游戏一边向我传授MBA的管理思路,杰克·韦尔奇的财富理念。我就很奇怪,为什么二十年来我都没有烦透他呢?那时我已经三十岁了,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都令我厌烦,就连跟我上过床的女孩,我都不想再看见她们。只有杨一,好像一块化石,勾勒出我年轻时代的轮廓,令我难以释然。
  我们同岁,我们的爸爸是同事,都是戴城农药厂的。九岁那年,农药厂造了一批新公房,我们在同一时间搬入了同一幢楼,他家在三楼,我家在二楼,我家的天花板就是他家的地板。读小学的时候,我们在同一个学校,分到同一个班上,坐在同一张课桌上,我们共用课本和玩具,共用衣服鞋子乃至游泳裤,抽同一包烟,打同一个电子游戏,伙着花钱,伙着吃饭。每当想起这些,我就感到自己像个同性恋。
  初中时候我们依旧是同班同学,学习成绩渐渐分出高下,杨一是全年级的尖子生,我学业平平,混迹于大众。最后杨一考取了戴中,我混了个技校,从此分道扬镳。
  那几年,我和杨一经常串联着玩,我把他带到技校里,和我们学校的小混混一起抽烟打牌,满大街追女孩儿,他把我带到重点高中里,踢足球,和那些有文化的女孩儿坐在一起。这么玩久了,彼此都有一种错觉,他是重点高中的小混混,我是技校里的知识分子。
  杨一就要升高三了,他和我的情况正好相反,我越来越闲,他越来越紧张,每天早出晚归,背着一个比炸药包还大的书包,星期天都要去学校补习。就算休息在家,他也会在家门口贴张纸条:“复习功课,请勿打扰”,搞得楼道里好像宾馆一样,走过的人都不由得蹑手蹑脚的,生怕惊动了他这个高考生。
  其实,以杨一的聪明才智,考个二类本科轻而易举,完全不用这么努力,但他的理想实在高得有点过头了,他要考清华。清华大学人人都知道,著名的高等院校,我们这座小城市,一百年来只有一个学生考取过清华,那是在一九九○年,他的事迹见诸于《戴城晚报》。我很佩服这种高材生,倒是杨一显得不屑一顾,说那个呆逼运气好,九○年根本没人敢去考北京的大学,他偏偏填了个清华,还就真的考上了。杨一说,这种便宜事以后不会有了,考清华还是要凭实力的,不能指望年年闹动乱。
 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遇见了他,当时我叼着香烟,他叼着油条。我从他嘴里掰下半根油条,边吃边问他,这么急匆匆的去干吗,期末考试都结束了,已经放暑假了。杨一说,重点高中根本不存在期末考试,真正的期末考试是高考,现在他要去学校补习功课了,然后他就跳上自行车消失在上班的人流中。
  听说要去攻打重点中学,我乐坏了,我得去保护杨一。论打架,杨一绝不是我们这伙人的对手,重点中学的男生都是脓包,三个持刀的小混混可以在他们学校如入无人之境,撵得所有人上窜下跳。鉴于我和杨一拜把子兄弟的关系,我好歹不能让他在高考前被打成植物人。
  我和大飞骑车到了那里,一看,重点中学校门口早已聚了三五十号人,还有人陆续往这里赶过来,都是些小混混,手里拎着镀锌管、木棍、铁链、板砖。这时还没开打,所有人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,站在马路上抽烟聊天。
  重点中学就是不一样,比我们技校气派多了,新盖的四层教学大楼,墙粉刷得惨白惨白的。那伙学生都趴在四楼的阳台上看着我们。他们一个都不肯下来,深知走出校门就有可能被乱棍打残。学校大门紧闭,秃头门房刘大爷死死地堵在脚门前面,他还特地套了个红臂章,以为那是护身符,可惜臂章上写着“卫生值日”四个字,不免让人贻笑大方。
  刘大爷问:“你们是干什么的?”
  小混混答:“我们路过,在这里歇歇。”
  刘大爷说:“走开,不要在这里歇。”
  小混混哈哈大笑,说:“操你妈,这是你家的地盘啊?”
  刘大爷说:“这里是中学!是学习的地方!”
  小混混答:“我们也是中学生啊,我们也在这里学习啊。”
  刘大爷斗嘴不是小混混的对手,无可奈何,只能继续用警惕的眼光监视着我们。
  凡打群架,必有很多熟人,这次也不例外,都是平时在游戏房里混的,其中还有几个是我们化工技校的。我注意到有一个瘦小干枯的蒜包眼在人堆里大声吹嘘,说他把戴中足球队的人打得屁滚尿流,乃至跪在他面前求饶。旁边的人听着,嘲笑地说:“你他妈的这么能打,你还要我们来这里干吗?”蒜包眼说:“好汉架不住人多,后来他们十几个人打我一个,我当然打不过啦。”
  大飞对我说:“他就是那天被打的人,他叫虾皮。”我说:“他好像没有受伤嘛。”大飞说:“也就是眼睛被打青了,这个傻逼,不要去理他。”我说:“大飞,我饿死了,你不是说有点心吃吗?”大飞皱着眉头说:“还没开始打呢,怎么会有点心呢?打完了再吃吧。”我指着虾皮说:“这个怂货有钱请客吗?”
  大飞说:“不是他请客,是少女帮。”
  我问他,什么是少女帮,这个名字听起来下流兮兮的。大飞说我没见过世面,光知道打游戏,从来不关心时局。他很神秘地告诉我:“少女帮是几个女的搞出来的,她们都特别厉害。”
  “有多厉害啊?”
  “你听说过五哥吧?”
  “听说过,大流氓啊,以前坐过牢,现在开饭馆了。”
  “她们少女帮就是五哥罩着的,没人敢惹她们,”大飞凑到我耳朵边上说,“作风特别淫荡,在床上也很厉害。”
  我听得心旌荡漾,问大飞:“你搞过她们吗?”
  大飞摇摇头,说:“还没有,我只搞过舞厅里的阿姨。”
  “你就别提那几个阿姨了,年纪都快赶上你外婆了。”
  大飞说:“那也比你强,你他妈的还是个处男。”
  我比较看不起大飞的就是这一点,他老爱吹嘘自己搞过女人,嘲笑其他人是处男。大飞平时给舞厅看场子,挣点外快,这些舞厅都不是什么正经地方,光线昏暗,空气浑浊,跟煤窑差不多。大飞在里面打工,除了负责治安,还要客串舞男,他学会了一种叫做Bo的舞蹈,很黄很下流,跳舞的时候腿基本上不动,双手在腰部以下摸索。一般的男青年,跳个二十分钟就歇菜了,大飞身体壮,可以跳一个小时,不过也够累的。一来二去,他跟几个常年泡在舞厅里的老女人产生了感情。这些女人都三四十岁,没什么正经工作,长得也不好看,泡上她们完全没有荣誉感可言,偏偏大飞不知羞耻,老爱跟我们讲这档子事。大飞最拿手的就是学女人叫,我们班上的男生在一起玩,只要发给他一根香烟就能让他叫一遍。他学得非常像,每次学过之后,就有几个人的裤子要搭起帐篷来。当时我们都是处男,根本禁不起这种刺激,哪怕叫唤的是大飞这么个男人。
  大飞私下里对我说,自己也想和同龄女孩儿谈恋爱,但是被老女人缠上了身,很难摆脱这种诱惑。我说他活该。
  我问大飞,他有没有参加少女帮,可不可以帮我介绍一下,我也很想认识认识女流氓。大飞说他也没见过少女帮,只是听说而已,倒是那个叫虾皮的,他是少女帮的狗腿子。大飞说:“听说今天那几个女的都要过来,正好饱饱眼福。”正说着,街道那头又来了几十个人,都是技校的,化工技校,轻工技校,烹饪技校,其中有戴眼镜的,瘦得跟豆芽菜一样的,上嘴唇还留着细黑汗毛的,这都不是什么小混混了,而是小傻逼。我问他们:“你们来干什么?”他们说:“听说今天有女流氓,我们来看热闹。”我心想,完了,照这样发展下去,我只能自己去买点心吃了。片刻之后,上百个人堵在重点中学门口,抽烟的,聊天的,吃冰棍的,带着女朋友卿卿我我的,甚至还有自己人和自己人打起来的。太不专业了,打群架这么庄严的事情,被搞得像赶集一样。
  传说中的女流氓迟迟没有出现。
  这时我想起来,我该关心关心杨一了,他现在一定也趴在教学楼上,吓得不知所措吧。我跑到脚门口看了看,门房刘大爷抄着一根笤帚,对着我们虎视眈眈,看样子是混不进去了。我正想找个地方翻墙进去,忽然屁股上被人踢了一脚,不由大怒,说:“谁他妈的敢踢我!”回头一看,杨一叼着香烟正笑嘻嘻地冲我做鬼脸。
  杨一指着我那一身血衣,说:“你怎么搞成这样?”我说:“早上跟人打架,一个打三个。”杨一说:“扯淡,你是被人打了吧?”打架这种事情,当然是要夸大事实,明明是被两个人打了,就要说成自己以一敌三,这样即使打输了也很有面子,要是三个打人家一个呢,就要说对方被打得跪地求饶,这样才够刺激。不过,经常吹嘘也容易被人识破。我不跟杨一理论这些,我只问他,怎么这么不怕死,居然跑出来了。
  杨一说:“校服一脱,校徽一摘,谁知道我是重点中学的?我出来打探打探消息。”杨一告诉我,这群小混混来得完全不是时候,学校已经放假了,来上课的都是高三补习班的,而动手打人的足球队都在家里歇着呢。我问他:“你不是足球队的吗?”杨一说:“我早就退出了,我都升高三了,哪有时间踢足球?”
  我指着人堆里滔滔不绝的虾皮,说:“那就是被足球队打的人。”
  杨一不屑地说:“呆逼,一个人跑到我们学校来,正好足球队在练球,他嚣张得要死,抱起足球就走。足球队去追他,他看见人家那身国际米兰的球服很漂亮,就扒人家衣服。他能不挨打吗?”
  “一个人就这么嚣张?”
  “智商有问题。”杨一说,“其实打得也不重,你想想,我们学校的人哪会打架啊,十几个人揍他一个,也就把他眼睛打青了,这小子立马就跑了。谁知道今天喊了这么多人来。”
  “他是少女帮的。”我煞有介事地说。
  杨一说:“嘿,我也听说啦,女流氓,我也想见识见识呢。怎么女流氓还没来?”
  我说:“女人都很磨蹭的。我快饿死了,借我两块钱,我去买几个包子吃。”
  杨一说:“我也没吃呢。”
  我和杨一溜出去吃中饭,把大飞撂在那里了。这不能怪我不仗义,大飞的饭量惊人,一顿饭能吃六个大肉包。当时有一种保健品叫“太阳神”,跟鸡血一样,大飞每天都喝那玩意,结果饭量增至一顿十个肉包子。请他吃饭,我就等着破产吧。
  我骑着自行车,驮着杨一,路上他还问我:“新车啊,你他妈的又去偷车啦?”我说:“我原来那车弄丢了。”杨一说:“原来那车也是偷的吧?你要是被联防队捉住,你就死定了。”我说:“操,你个乌鸦嘴。”
  戴中附近都是些机关院校,没什么吃饭的地方,我们绕到大马路上,找了个馄饨店,三口两口就吃干净了。吃完了杨一付账,我发给他一根香烟,两个人坐在馄饨店门口看风景。七月的中午,街上静悄悄的,只有几个放了暑假的小学生在吃冰棍。沿街的大树遮蔽着酷烈的阳光,微风带来一丝凉意。
  杨一说:“小路,你见过女流氓吗?”
  “没有。”
  “我对女流氓很好奇。”
  “我也是。”
  “你不一样,你天天生活在流氓堆里,以后也是个流氓。我要是考上清华,就不太有机会参观流氓了。”
  “去你的。”
  我扑过去,试图用手肘夹住他的脖子,他哈哈大笑,奋力抵挡,把馄饨碗打翻了,掉在地上摔成了两瓣。店里的女服务员走过来说:“赔钱吧,三块钱。”
  杨一说:“没钱,明天给你送个碗过来。”女服务员说:“你敢!”这时杨一就把我推过去,我一身血衣,看上去好像刚从战场上撤下来,非常唬人。谁知那女的根本不怕我,她把手指扣在嘴里,打了个唿哨,后面走出来两个下馄饨的大妈,都是黑脸大胸巨臀,好像动过变性手术的李逵,一个拎着菜刀,一个拎着笊篱,说:“小赤佬,赔不赔?不赔把你们切碎了做馄饨馅。”我立刻举手投降:“我赔,我赔。”
  出了馄饨店,我再一次对杨一表示了不满。这孩子从小就聪明,好奇心特别重,又有点骄傲,乃至手闲脚闲。比如我跟他出去玩,他会莫名其妙跑到街边去研究摩托车。别人停在那里的车子,他东摸西摸,然后就看见车主从老远的地方飞奔过来揪住他的领子,说他是偷车贼。又比如我跟他在街上吃东西,看见有人随地吐痰,他会心血来潮地喊道:“吐痰罚款。”没想到吐痰的不是退休老头,而是胳膊上纹着青龙白虎的老流氓,老流氓走过来照着我和杨一的鼻子各打了一拳。还有一次,我们看见一个老太摔倒在地上,杨一很主动地去扶她,我想制止已经来不及了,老太揪住杨一的裤子说:“就是你撞了我!”
  我说:“你别给我惹麻烦,你这两年惹了多少麻烦吧?搞得好像你是流氓我是高材生一样。”
  杨一说:“别以为我做不了流氓。”
  正说着,有一队自行车急速地掠过我们身边,骑车的都是男的,年纪比我们大,肌肉都鼓着,其中有好几个光头,一看就是厉害脚色,每辆自行车后面都坐着一个女的。车队旋风般往戴中方向驶去。我立刻反应过来,说:“女流氓!”杨一嗖地跳上自行车,说:“等的就是她们!快上车,我带你。”
  我们到戴中门口,那地方已经乱了套,围了上百号人,男男女女都有。那几个女的一出现,人群自动给她们闪出一条道。其中有一个烫着爆炸头的女孩儿,大胸,短腿,穿着鲜红的低胸衬衫,两个乳房简直呼之欲出。她指着戴中的大门说:“还等什么?把他们学校踩平了!”后面上百号人齐声呐喊,可是一个人都不动,敢情都是来呐喊的。
  门房刘大爷喊道:“不许胡闹!”这大爷很英勇,据杨一说,此人以前在码头上扛包的,力气大得吓人,武斗的时候他曾经用长矛和六个人拼杀过,绝对见过大世面。刘大爷抡起笤帚,大喝一声:“警察就要来了!”后面呼啦啦一片推自行车的声音,好多人都吓得要逃。爆炸头少女大怒,说:“把这老东西给我拖走!”
  第一个冲上去动手的不是别人,正是被打青了眼睛的虾皮。虾皮冲到刘大爷面前,并且向我们招手,说:“大家冲啊,为我报仇!”后面的人嘻嘻哈哈的,很不正经地瞧着他,说:“你算什么东西啊,为你报仇?”又有人说:“什么少女帮啊,还没有纺织中专的女生好看,走吧走吧。”虾皮非常愤怒,扑到刘大爷怀里,说:“老甲鱼,你去死吧。”刘大爷身高一米八,将军肚,花白头发,满脸横肉;虾皮身高一米六,瘦得好像营养不良的非洲儿童。虾皮试图把刘大爷推倒在地,结果被刘大爷叉住了脖子,虾皮的两个拳头绝望地在空中挥舞着。后面看热闹的人全都笑翻了。
  后来,那几个剃光头的冲上去,把虾皮解救下来,并且对着刘大爷打出一通组合拳。这下老头招架不住,只得往后退去。爆炸头少女说:“把他们学校的招牌砸了!”虾皮立刻冲过去,试图把那块“戴城中学”的长条形木牌摘下来,不料钉得非常牢,内侧好像还有暗扣,根本搬不动。虾皮涨红了脸,捡了块砖头,开始乒乒乓乓地砸传达室的玻璃。
  那天,戴中门口围得人山人海,大部分人都是来看热闹的,体验体验什么叫女流氓。后来发现她们并不漂亮,而且也没有要请我们吃包子的意思,大家就很失望,只能盼望着看到一场酷烈的战斗,最好死掉几个人,以弥补我们的无聊。
  后来脚门那边走出来一个中年人,梳着个背头,非常威严地看着我们。背头说:“你们不要在这里寻衅滋事,搞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!我已经打电话叫警察了。”
  虾皮托着一块红砖,走到背头面前,问:“你是谁?”
  背头严肃地说:“我是教导主任。你叫什么名字?!”
  我一闭眼睛,心想,这教导主任有点五谷不分的,对着小流氓还这么严肃,这是找死。虾皮说:“我是你爸爸!”红砖直直地拍在教导主任的前额,受害人踉跄了一下,停了两秒钟,鲜血像幕布一样由头顶泻下,盖住了他的脸。他直挺挺地倒在刘大爷怀里,被刘大爷倒拖了进去。这时虾皮回过头来,仿佛两军阵前单挑获胜的将领,举起了他的手,还有那块闯祸的红砖。
  那天杨一和我爬到一棵大树上观战,杨一顺便充当了解说员的工作。他先是向我介绍了刘大爷的光荣战绩:刘大爷,那才是第一代的流氓。等到教导主任出现,杨一又说,这个家伙很坏,最好收拾收拾他。我问他,教导主任坏在哪里。杨一说,他们学校那身橙色的校服就是这个家伙设计的,太醒目了,跑到哪里都被人欺负,学生都不肯穿这身要命的校服,又是这个教导主任规定:不穿校服就要处分。这个结果,直接导致了很多学生白白地被人欺负。等到教导主任一头鲜血败下阵来,我正要祝贺杨一,却发现他忧心忡忡地望着树下,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,那爆炸头女流氓的胸,从俯视角度来看,近似字母m呈现在我眼前。
  我伸手去摸杨一裤裆,说:“硬了硬了。”触手之处,只觉他阳具衰微,阴囊紧缩,好像冬天挨了冻一样。
  杨一指着爆炸头女孩儿,低声问我:“你知道她是谁吗?”
  “不知道,你认识她?”
  杨一说:“她就是黄莺。”
  我蹲在树上,不由得打了个哆嗦,情欲和斗志齐刷刷退去。
  四年前,我和杨一还在念初中,当时杨一是好孩子,副班长,数学课代表,深受老师的宠爱。初二的时候,班上来了一批留级生,其中有个女孩儿叫黄莺,在学校里非常著名。她从小学到初中一共留了三级,也就是说,当我们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时,她已经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半大姑娘了。这女孩儿脑子不大灵光,搞不清分子分母,背不出床前明月光,可是身体发育却异常激烈,二八年华,她的胸部就超过了中学里所有的女老师(除了最胖的音乐老师)。你可以想象,这么一位人间尤物,和一群没长毛的小男孩坐在一起,那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事,对我们来说又是多么的煎熬。我们就像一群哺乳期的小狼崽,牙口还没长全,但对肉类已经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。
  那时学校提倡“传帮带”,好学生要跟坏学生同桌,像杨一这种最优秀的孩子,就必须跟最差的同学坐在一起。老师非常残忍地把黄莺分配给了杨一。我们都羡慕他,认为他艳福不浅,事实上,杨一同学备受煎熬。两尺六寸长的课桌,这女孩往那儿一坐就占了三分之二的宽度,那个大胸与杨一的胳膊仅仅毫厘之隔,随便伸个懒腰就能碰到。更可怕的是,黄莺还喷香水,那种香味离远了闻不到,只有坐在旁边,香味才会幽幽地钻到鼻孔里,据说还有催情作用。下课铃声一响,杨一就会佝偻着身子以小碎步狂奔到厕所里,后来他索性穿了宽大的军裤来上课。
  这种状况非常影响杨一的学习,可是又不能对老师明说。说黄莺让他性欲勃发?这也太离谱了。聪明的杨一就要故意制造矛盾。某一天他和黄莺吵了起来,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:“你是双叉奶!”我们都笑昏了过去。女孩儿大怒,一拳打在杨一脸上,揍出两道鲜红的鼻血,也是双叉型的。再后来,老师就把黄莺送到最后一排单独坐着了。
  有关双叉奶,并不是杨一杜撰的。戴城本地有一种鲜奶,叫做双叉牌牛奶,非常热销,只要是订牛奶的人家,门口都会有一个桔黄色的奶箱,上面写着“双叉奶”。至于牛奶为什么会叫“双叉”,那就只有鬼知道了。
  双叉奶的绰号很快就在学校里叫响了,双叉奶黄莺名声赫赫,一拳打昏了好孩子杨一。当然,事情没那么容易结束。有一天我和杨一放学回家,被三五个男孩子拦住,问我们:“你们就是给黄莺起绰号的?”我尖叫:“没我什么事!”话音未落,头上脸上挨了好几十拳,那边杨一挣脱包围,撒腿就跑。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,杨一拿着一束康乃馨站在我身边。
  双叉奶没能报复到杨一,后来她被学校开除了。我们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,有人说她在南京做生意,有人说她和几个老流氓混在一起,反正她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杨一很快就把她忘记了,这么一个粗暴、肉感的女生在他的人生中不会占有任何地位,她仿佛是一个笑话,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丧失了最初的滑稽感。唯独在我的记忆中,双叉奶黄莺烙下了深深的印记,因为我在替杨一赎罪,我被打成了脑震荡,每次想到黄莺我就会头痛恶心。
  那个七月的中午,我蹲在树上俯瞰黄莺。除了m型的胸部以外,我几乎已经认不出她。她的胸比从前更大了,个子却一点也没长,这使得她整个体型趋向于短粗型,那个爆炸头使她的脑袋看起来像一朵冉冉升起的蘑菇云。
  杨一问我:“你说她还记得我们吗?”
  我说:“你对她的伤害太深了,我估计她只记得你,不会记得我。”
  “我只骂过她双叉奶,你把双叉奶写在了黑板上,你忘记了?”
  “我不记得了,我他妈什么时候写过双叉奶?”
  “其实是我写的,我对她说是你写的。”
  “操你大爷。”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打成脑震荡了。
  我跳下树,壮着胆子从她身边走过,以确定她是否能把我认出来。她根本没注意到我。岁月催人老,我早已不是初中时代那个任人暴打的小屁孩了,从前我和杨一比她矮半个头,现在我们都是身高一米八的青年,虽然很瘦,但是肌肉正在蓬勃生长,嘴唇上的汗毛也逐渐变成了胡子。这时我不由得感到惆怅,从前那个令我们神志昏迷的大胸少女,已经彻底变成一个矮胖、粗暴、汗津津的女青年了。
  虾皮把教导主任打翻之后,后面观战的人都疯了:终于见血了!砖头石块雨点般飞向学校,这么干很过瘾,我也跟着扔了几块土坷垃。这时,大飞推着自行车从我身边经过,对我说:“呆逼,还不赶紧跑,把教导主任都打伤了,马上警察就会来了。”我恍然大悟,回过头问杨一:“你怎么办?”杨一说:“我还得回学校去上课呢。”
  我撂下杨一,跳上自行车,跟着大飞往外逃,还没骑出巷子就听到警笛声从远处传来。大飞催我动作快点,万一被警察捋进去,那可不是闹着玩的,我这一身血衣,谁见了都会抓我。我们从一条僻静的窄巷穿出去,那地方警车开不进来。
  路上,我向大飞抱怨,什么他妈的少女帮,搞了半天连冰棍都没吃到一根,还好意思出来混。大飞也很不满意,说虾皮这个白痴,根本算不上小混混,连基本常识都没有,一砖头把别人学校领导打伤了,这根本不是打群架,而是刑事犯罪。不过大飞又说,那几个女的长得都不错,胸很大,而且时髦。我错愕地看着大飞,这他妈的也叫“不错”?我心里很同情他,大飞每天跟舞厅里的老阿姨混在一起,黑灯瞎火的,全凭手感来鉴别美丑,他的眼睛已经丧失了审美能力,相反,那种摸上去凹凹凸凸的,对他而言就是美。
  一九九一年的夏天,戴城的少女帮一战成名,她们把重点中学的教导主任拍花了头,当时我是目击证人。教导主任的脑袋能不能拍,这倒是其次,重要的是,这件事情居然是几个女孩子带头干的,这就太伟大了。她们的事迹很快在戴城流传开来,传说她们都穿着大红色的衣服,烫着爆炸头,身后站着几十个剃光头的少年。她们心狠手辣,风姿万千,手下打手如云。这简直太刺激了。
  那年暑假里,红衣爆炸头忽然成为戴城最醒目的装束,很多女孩都这么打扮自己。我们这些小混混跑到街上,看见这种女孩,也不知道她什么路数,都不敢惹她们。这股风潮席卷戴城,到夏天结束以后,我忽然看见我三婶也穿着红色T衫,烫着一个冲天而飞的爆炸头,下面穿着紧身踏脚裤,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只野兽。我吓得要死,以为三婶也去做淫荡女魔头了,结果她告诉我:这是今年最流行的打扮,是从香港传过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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